勒胡馬第四十三章、爭論

    中國自古以來，就以銅為錢，金幣、銀幣不是沒有，但大多數跟後世紀念幣似的，並不能直接在市面上流通。這主要是因為金價昂貴，小老百姓用不起，而銀產量低，所以價值也虛高，同樣難用。

    就此經過千年積累，逐漸形成習慣，哪怕後來到了明朝，來自日本和新大陸的銀貨大量流入，政府甚至於以銀兩來徵收賦稅，但也沒想著要鑄銀幣，都是先鑄成錠，然後剪碎了用，極其的不方便。

    兩晉之際，舊錢多毀，新錢未鑄，極大影響了商業流通，所以裴該才會想到在徐州開礦鑄「吉錢」。但正如他自己所說，此舉杯水車薪，對於自己聚斂財物能起一定作用，對於整個國家，哪怕是自己統治區內的商業發展，收效實在有限。

    因而今日在款待張寔的酒宴上，談到了西域問題、絲路貿易問題，他就猛然間想到，我能不能嘗試著從西方引入銀幣來，以補銅錢的不足呢？這是經濟學上一大課題，裴該也是臨時起意，是否有效，也還缺乏仔細的斟酌和研討。

    只是按照常理想來，你讓西來商賈多帶銀幣而不是貨物，他們肯定樂意啊——貴金屬比較方便運輸嘛——而只要自己出台政策，准許流通，中國商人們也必然樂意使用。所以先跟張寔打個商量，你看這樣行不行啊？

    誰想張寔尚且不置可否，隗瑾就先開言表示反對。裴該倒也是真心地想聽聽這位隗參軍的意見，便即阻止了張寔的斥喝，甚至於還端著酒盞站起身來，走到隗瑾面前，說：「我適才所言，有何不妥，卿可明言勿隱。」

    隗瑾躬身答道：「裴公適才雲，欲使西商多輸入銀錢，以便商賈流通。然而瑾以為，國家以農為本，商為末業，大司馬志在抒難興國，理當重視耕織，垂顧于田土，而不應關注商賈。末吏在涼州，亦曾聽聞裴公獎勵工商，凡有所輸，必給名爵，竊以為此乃搖動國本之害，不知誰人以教裴公，裴公慎勿輕聽！」

    裴該心道原來你想說這些，我還以為你對貨幣政策有什麼獨到的見解呢。當即先環顧一番左右，然後重新把目光又落回到隗瑾身上。

    裴該打算趁著這個機會，闡述一番自己重商的理由，不但是說給隗瑾聽，也是說給張寔和自家將吏聽，於是笑一笑，對隗瑾說：「卿言當以農為重，此言無錯，但重農不等於必要輕商。如今胡、羯作亂，國家衰頹，乃當並重農、工、商、虞各業，使厚積聚，才能富國強兵啊。」

    隗瑾拱手道：「《周書》云：『農不出則乏其食，工不出則乏其事，商不出則三寶絕，虞不出則財匱少。』末吏也知此四事皆不可廢。然而如木有根，有干，有枝，有葉，若根不固，遑論枝葉？農為國家之本，本厚而諸業並興，若然本末倒置，如樹根朽爛，雖高十丈，也將枯死……」

    裴該打斷隗瑾的話，問他：「卿可曾種過樹麼？」

    隗瑾聞言一愣，就聽裴該繼續說道：「卿只知道，根朽而木枯，然而試問：今有無本之木，其根有何用處？今有無枝葉之木，其本能活幾日啊？農業雖興，人皆耕織，若無人為工、商、虞，國家可能富強麼？」

    隗瑾答道：「國家重農，則如木根固，只要不加砍伐，其本自生，諸業自興。事有輕重緩急，國家政策，也有偏重，臣並非言工商無用，只是裴公不當過於關注而已。即以今日論，社稷傾頹、人心混亂之際，自當重農興作，商賈之道小哉……」

    不等裴該辯駁，他就急促地說道：「今裴公使商賈供輸而可得官，此非漢武之故策乎？彼輩重利而輕義，若使為吏，必然刻剝百姓，使政治污濁。漢武之世，人競奢靡、刑罰過差，甚至以腹誹入罪，其根由皆在於此——是故末吏以為不可，還望裴公三思啊。」

    隗瑾的意思，首先聲明，我不是要消滅商業，也不打算跟你在重農還是重商的虛而大的問題上多做糾纏，咱們就事論事，還是說說你的政策失誤吧。

    裴該笑笑，回答說：「卿誤矣。」隨即提高聲音：「商賈輸粟而可為吏，此本漢初之政，非武帝所獨創，那又豈能說『人競奢靡、刑罰過差，甚至以腹誹入罪』是因此政之失啊？漢武朝之弊，為黷武窮兵，糧秣不足則厚斂農夫，轉運不暢則刻薄商賈，為實國庫而使民間貧窮。

    「察漢武初執政，外有匈奴之逼，內有諸侯之擾，國用不足，兵戈不強，無奈而止漢初與民休息之政策，聚斂財富，以平內憂外患。其情其景，與今日何其相似？若無孔僅、桑弘羊等為政，他又何能北逐匈奴，南定甌越，成一大盛世啊？然而匈奴卻，復遠逐之，甌越定，復取西南夷，百世之業，一己為之，這才導致國貧民弱，晚年不得不下罪己之詔——是其急功近利之過，並非為政之失也。

    「而且孔僅、桑弘羊之政，不是重商，而是由朝廷任商賈之事，鹽鐵專賣，並且均輸。專賣之策，始於管仲，能使齊國富強，豈非善政？均輸之策，齊勞役而便貢賦，有便於民，有利於國，也非惡政。唯武帝急於求成，頒算緡、告緡之令，使中產以上，大抵破家，此抑商也，非重商也。」

    隗瑾還打算說什麼，裴該擺擺手，阻止他繼續發言，說道：「算緡當為古有——豈有因商致富而不納貢賦於朝廷之理啊？唯武帝重其稅，二緡抽一算……」

    緡是貨幣單位，相當於後世的「貫」，二緡就是兩千錢，而一算，歷代說法不同，有說指一百二十錢，有說指二百錢。裴該籠統言之，其實漢武帝的「算緡令」，是要工商業主和高利貸者二緡出一算，對於小手工業者則是四緡出一算，此外私人擁有的車船，也要按數量、尺寸抽算。

    「是以富戶皆隱匿其財，導致『告緡令』出，隱財者戍邊，告發者可得其半，於是告密之風大行，商賈之家多破。這是涸澤而漁之策，短期內可聚斂大筆財富，卻不利於商業之繁榮。若商不興，如樹木無葉，豈能長活啊？

    「我今財用雖不足，卻不重商稅，且使商賈於流通時得利始征，無利不征，前此聚斂之財，也不強取……」

    裴該這是在一定程度上，保障了私有財產的安全，而不象漢武帝似的，因財徵稅，也不管你這財產是好來的，是壞來的，是短期聚斂的，還是數代積聚的，全都一刀切，那自然會引發無窮的阻力。而且這也使得工商業者不敢擴大生產規模，所得利潤寧肯吃穿浪費掉，更不肯置換成車、船等運輸工具。

    「如此一來，有若農賦，豐年不加，平年不減，歉年可免，人乃樂於經商、作工，而其獲利厚，國家賦稅也豐，公私兩便。且我與商者官，仍使為商，與工人官，仍使作工，不使牧民，又何來刻剝百姓之虞啊？」

    當然啦，這只是目前的狀況，裴該是很想找機會把一兩名成功的商人安插進自己幕府中去，專門負責制定商業政策的，就好比漢武帝朝的孔僅、桑弘羊等人那樣。但他也知道時機未到，光給工商業者空頭吏職，就已經引發很大的阻力了，他又不是漢武帝那樣一言九鼎的皇帝，還不可能徹底改變哪怕只是一兩名工商業者的地位。

    再者說了，武帝時儒家才剛抬頭，還沒能成為社會主流思想，直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