匈奴貴族,史書上說他「幼好學,師事上黨崔游,習《毛詩》、《京氏易》、《馬氏尚書》,尤好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孫吳兵法》,略皆誦之,《史》、《漢》、諸子,無不綜覽」。然並卵,只要他的部族還沒能改變傳統的生活習慣,絕大多數匈奴人都沒有中國化,劉淵一旦回去,立變匈奴單于,而非中國君主。
中國人必須經歷多次慘痛的教訓,才能明白這一道理,比方說「五胡亂華」,比方說「安史之亂」,比方說殘唐五代,所以到了宋朝,相關華夷的思想傾向就逐漸右傾,走向另一個極端,最終導致了明、清兩代總體思潮的全面保守,活力漸喪。不過那是以後的事情,相對此一傾向,是勛尚無需贅言。
對於今日之病徵而下藥,是勛主要教導學生們要明確「華夷之辯」,並且警惕「夏變於夷」,在兼併和融合外族的問題上,不可只看表面(用中國禮儀、服章),而要看到深層(是否真正改變了生產和生活習慣)。而且這不是一兩代人就能夠解決的問題「楚之附周,在文王之世,而尚溺昭王漢水,問九鼎洛陽,至秦收之,始入中國。乃知用夏以變夷,亦當行之數世,始驗。」
若是能在保持包容性的前提下,提高對外族的警惕心,或許不會再蹈「五胡亂華「之淵藪吧。
宣講完畢,即使學生自由提問。突然間站起一人來,詢問道:「聞先生盟拓跋而使雄漠南,收其酋為假子,有諸?何與所言相悖耶?」